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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做质量管理的,每当我与企业的管理者们谈及质量,他们总会笑曰:“当然,质量是我们的生命嘛!”我说:“可你们总是在玩命啊!”他们一般都会笑出声来:“毕竟,这命不是美金,不是吗?”
当时,我特别理解鲁迅先生说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时的心境。
中国巨大的机会市场,加上企业领导者们骨子里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情结,以及华尔街打开的“贪婪与邪恶”的潘多拉之盒,从而使其个个只想着拼命地“做大”、“做快”,游走于政府、市场、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用“红顶商人之心”和“兵家阴柔之术”追求着“财富500强”的帝国梦想。
做企业只是手段,包装上市去圈钱也只是技巧,而目的,似乎只是为了证明自己“很大”、“很强”!
我见过不少“著名企业家”实际上就是这么复杂而又单纯的。虽然用官话说,他们是在“做企业”。但事实上,他们仍是在“跑江湖”,其本质上就是在“赌人生”,如果用我的话说,那就是——“玩命”!
因为他们唯独在关键时刻对质量“失去记忆”,因此要了消费者的命,结果消费者就会联起手来,向你“索命”!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但抱持“赌徒心态”者们却对此不以为然一一即使是在日本乳制品业的百年老店雪印公司轰然倒下,阜阳“大头娃娃”事件还依然历历在目的时候!人们不禁要问,乳品业“黑名单”如此之长,到底怎么了?我的答案是——“零缺陷缺失症”。
实际上,在人们的调侃中,早已经描绘出了这种叫做“中国制造”的“迷圈”:“从大米里,我们认识了石蜡;从火腿里,我们认识了敌敌畏;从咸鸭蛋、辣椒酱里,我们认识了苏丹红;从火锅里,我们认识了福尔马林;从银耳、蜜枣里,我们认识了硫磺;从木耳里,我们认识了硫酸铜;今天“三鹿”又让我们知道了三聚氰胺的化学作用......”
如果我们再把其中提到的每一件事情标上时间和企业的名称,将会更加让人们目瞪口呆,无言以对!
几乎每年都有一些曾获得“国家名牌”称号的企业在质量上翻车,而消费者似乎也表现得很宽容或健忘,从而使得媒体的报道就像上演一出相同主题、不同人物的冗长的电视连续剧。
这些事件,整体来说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国制造”的质量管理水平的真实写照和缩影。我这么说是负责任的,而且是有实证依据的。起码,目前中国还没有谁可以比我更加了解各类企业的质量管理状况。
简单地说,这种缩影与这次华尔街风暴颇为类似,都是因“价值观缺失”和“结构性缺陷”而引发的。
所谓“中国制造”在质量管理方面的“结构性缺陷”,说的是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政府监管部门对质量的低层次的思考、支离破碎的运作以及机能失调式的“战争心态”,尤其是对“零缺陷”的幼稚病使然。
所以,当21家企业承诺要加强质量控制、进行全检的时候,不要太天真,因为他们是不可能把所有的人都拉上去筑堤,去堵那岌岌可危的“堰塞湖”的,更不可能持续做下去。
同样,当政府监管部门在市场上进行抽查、派工作组去督导、动用国家机器时,也不要太认真,因为这只是他们为了完成某项任务而采取的一种彻彻底底的“救火”行动。
既然是任务,那就索性把形式搞得漂亮些、声势搞得大些,然后,抓几个“不法分子”交差即可。没过几天,一切就又恢复了正常。
事实上,这种运动式、“严打式”的方式,既不可能持久,也难以做到“打防结合”。就好比北京的生活环境,奥运一结束就要重新经受以往的煎熬。人们当然渴望蓝天,但渴望与现实之间永远间隔着一段距离。
这边按下葫芦,那边又起来瓢。这不仅是危险的游戏,更是透过“三鹿事件”让我们看到“中国制造”的“勇敢者”的玩命游戏。“三鹿”们刚刚“唱罢”,下一个登场的又会是谁呢?这才是令人焦虑的呀!
所以,我说,“三鹿事件”对于我们“中国制造”和“中国品质”来说未必是件坏事。
这绝不是在说反话,它的确对于政府、企业和消费者来说是一次警示和震撼,只是代价太大了!
因为它看上去更像是一出活生生的“中国知名企业历险记”,所有与企业利益相关方和各级政府监管方的通病都在此一一呈现,并被不断放大,直至彻底把其丑陋的一面暴露在太阳底下。
后来,我又应邀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了一次网络直播,不同的是:这一次,我既谈到了食品的质量问题,更谈到了“中国质量”的典范——航天品质。这次节目播出后,同样也受到了颇大的反响。
文章来源: Fredman 零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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