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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最好的治疗,就是让所有坐轮椅的孩子都能起身跳舞”。在上周举办的药明康德“让科学引领”公益系列论坛上,一名嘉宾这样回答道。
SMA全称是脊髓性肌萎缩症,是一种罕见的遗传性神经肌肉疾病,迄今已有三款获批的治疗方法。我们要如何更好地战胜这种疾病,逆转患者们的生命之轮?在“国际SMA关爱月”,十多位嘉宾围绕SMA的新药研发、诊断预防、以及临床关怀等多个维度分享了他们的前沿洞见。
早诊早治,从源头减少疾病影响
SMA是一种“常见的罕见病”,每50个人中就有1人携带可能导致SMA的基因突变。为此,多位专家强调了早诊早治的重要性。从源头出发,我们有望降低发病率,或延缓疾病进程。
“SMA是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性疾病,而且没有家族史,这些特征决定了它很难预防,”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妇科内分泌与生殖科主任孙晓溪教授指出:“因此,在孕前做筛查非常有必要。”如果夫妻双方在孕前筛查中发现携带了相同的致病基因,可以建议行PGT(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技术,生育一个健康的孩子。
Image by RitaE from Pixabay
如果无法在出生前避免患病,患儿在出生后的尽早诊断和治疗,依旧能带来帮助。“患儿在出生的头一个月、甚至头两周内就可能有运动神经元的潜在损失,从诊断到治疗的时间非常关键。”SMA基金会首席执行官Karen Chen女士解释道。在她看来,父母和家人不仅要努力为他们的孩子做诊断,也要尽快选择如何开展治疗。
“运动神经元不会繁殖和再生,当它们不复存在时,你做不了任何你想做的事。如果想提高治疗效果,就必须保持细胞存活,并尽快进行治疗,”MDUK(英国肌肉萎缩症慈善会)-牛津大学神经肌肉疾病中心Laurent Servais教授补充道:“新生儿筛查是发挥药物的最大潜力的最有效方式。”
治疗SMA,未来的发展方向
与其他很多罕见病患者相比,SMA患者或许是幸运的,近几年来,全球已有3款疗法获批上市。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神经内科王艺教授介绍说:“现有的SMA药物是反义寡核苷酸疗法、基因疗法和小分子药物。这些疗法的出现,让疾病的自然过程得到了根本的改变,这是SMA治疗科学的重要突破。”这些针对SMN基因缺陷(SMA的主要发病机理)的疗法之外,另一些与神经营养相关、或是针对肌肉功能、以及具有其他一些全新机制的疗法也正在开发之中。
整个领域的快速发展,反映了长久以来在科学上的投入所带来的进步。Ionis Pharmaceuticals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Stanley Crooke先生提到了四个关键:“第一,弄清基因功能缺陷是真正的病因;第二,对RNA生物学的研究,带来了RNA剪接缺陷导致的疾病的解决方向;第三,耗时30年努力创造出来的反义寡核苷酸技术;第四,有着40年历史的基因疗法技术。”这些进步不仅能为SMA患者带来帮助,其发展还有望在其他疾病的治疗中复制成功。
Image by Colin Behrens from Pixabay
想要在临床上有效应对这种复杂的疾病,多学科协作(MDT)诊疗也不可或缺。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副主任戴毅教授指出,SMA诊断主要在神经科和儿科完成,但是确诊之后的长期管理需要多个科室的介入,包括骨科(纠正脊柱侧弯)、呼吸科(缓解呼吸费力)、康复科(日常活动)、消化科(胃食管反流)、妇产科(产前咨询)、麻醉科(鞘内注射)、心理科(心理适应)等。
王艺教授指出,“提升SMA诊治能力和水平,各方面的力量都非常关键。比如科研人员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在基础研究中发现的一些新靶点和新候选药物,医院再进行联动,通过共同的力量来推进,创新疗法才能从实验室走到临床。”
患者组织SMA Europe主席Mencía de Lemus女士补充指出,要让患者们真正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医生还需要随着疾病自然进程变化而不断调整诊疗手段。“尽管一些传统疗法已经得到了科学界的认可,但在一些情况下也许它们不再适用。我们必须突破传统思维,关注患者生活中尚未得到解决的问题,或者哪些问题可以被更好地解决。”
多位嘉宾的洞见也指出了SMA未来疗法的发展方向。Stanley Crooke先生指出:“关于下一代疗法,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让成人患者减少注射的频率,换言之,需要延长药物起效的维持时间。”
另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是,对于已经失去运动神经元的患者,针对SMN的疗法还不能让他们恢复运动功能。约翰·霍普金斯医院Thomas Crawford教授表示:“我们有必要扩大治疗范围,不仅仅针对SMN基因缺陷,也要能解决运动神经元持续受损导致的一系列下游并发症。”Karen Chen女士同样强调:“我们需要发展非SMN疗法,无论是干细胞技术,还是靶向神经肌肉接头的再生药物,我都认为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Image by Gerd Altmann from Pixabay
罗氏神经科学和罕见病临床开发全球负责人、高级副总裁Paulo Fontoura先生的观点可以对SMA的治疗做很好的总结:罕见病所面临的很多挑战都与“未知”有关。这意味着研发罕见病药物需要从一开始就在构建此前没有的临床终点或监管标准,也意味着必须更多与多个群体共同协作。此外,由于大多数罕见病是由遗传因素引起,我们对生物学的深入了解促进了针对性药物开发。“从本质上看,研发罕见病药物不仅仅是丰富管线,也提升了我们科学研究与开发更好药物的能力。”
以患者为中心,许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
“当大会公布SMA疗法对肺部的治疗结果时,你甚至可以听到大头针掉在地上的声音。人们完全被惊到了。”回顾几年前参加的一场学术会议,宾夕法尼亚大学佩雷尔曼医学院Oscar Henry Mayer教授仍然感慨万千。从曾经的无药可用到有效疗法逐渐问世,SMA患者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戴毅教授表示,SMA是两岁以内婴儿首要的遗传性死因。对于这些患儿来说,疾病修饰疗法意味着“生与死的距离”。对这些患儿来说,“生命就是(治疗)最大的意义。”Laurent Servais教授也补充道:“新生儿筛查和早期诊断正在改变这个领域。(倘若没有可用的药物,)很多患者本可能已经离世,或者已经失去了行走能力,但是他们现在可以跑步了。”
Image by Richard Reid from Pixabay
而患者也不再只是被动接受治疗,而是能够真正参与到新药研发之中,成为新药研发的中心。米尔肯研究院(Milken Institute)FasterCures中心Kristin Schneeman女士致力于推动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解决方案。“我们需要让患者参与到新药研发过程中,了解他们的带病生活经历,他们的治疗体验,以及他们看中的生活质量和治疗目标。在生物医药研发过程中,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关注的焦点。但大多参与新药研发的人,都想要帮助患者改善生活质量。”
嘉宾们在论坛中分享的一个患者故事,也打动了许多人:一名身患SMA的画家,在成年后病情逐渐恶化,失去了执笔的能力,这也让她的生活遁入黑暗。在创新疗法的治疗后,她虽然无法完成起身等需要全身用力的动作,从量表评估的角度而言只能得“零分”,但她却恢复了绘画的能力,得以再次拿起画笔,用自由的灵魂摆脱身体的禁锢。
▲重新拿起画笔后,这名患者给每一位帮助过她的医生都画了一张画像(图片来源:Servais教授提供)
“这些经过治疗得到改善的患者,比我遇到的任何没有残疾的人都快乐得多”。这正是以患者为中心,真正考量他们的需求与生活质量,所带来的重要启示。毕竟每一款创新疗法的使用者,都是和你我一样,同样有着喜怒哀乐,同样追求生活美好的普通人。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解决SMA,乃至所有罕见病患者的未竟需求。
文章来源:药明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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